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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陈菁霞《 中华读书报 》( 2022050407 版)

 

1992年秋,邱泽奇与费孝通先生摄于调研途中(甘肃省景泰县黄河边)


邱泽奇


今天,我们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巨变。与传统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相比,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力量,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费(孝通)先生关注工业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,我关注数字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;时代使命令费先生更多关注中国社会,时代发展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。澳门太阳集团城网址55重建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,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发言中的这句话,既说明了他与导师费孝通先生之间关注点的不同,也为他当前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。

1991年,在华中农业大学任教的邱泽奇考入费孝通先生门下,成为北大当年招收的一百多名博士中的一员。读博的三年间,他跟随着费老到过全国很多地方,做了大量调研。1992年春天,邱泽奇和费孝通的调研团队到甘肃白银,调查国有企业的转型与改革。国有企业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,是管理效率的提升问题:一是人往哪里去(下岗分流),二是技术怎么进来。人往哪里去的问题,我在博士论文里头写了。技术从哪里来,就是我后来思考的问题。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,邱泽奇注意到美国数字化转型的现象,1998年他回到国内,发现在一些大型企业,企业资源计划(ERP)开始应用,通过信息流的重组来提升企业的效率。

1997年,乡镇企业开始改制,关停,或是股份化。此时,乡村工业基本上走到了尾声,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。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,邱泽奇说自己的研究就被逼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这条路上来。早在1993年,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个合作项目,他负责管理项目的电子邮件账户。这份业余工作,让他成为整个中关村地区,甚至全国范围内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。四年后,中关村一家公司开始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,中国开始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。

沿着早期企业信息化方向,邱泽奇后来的研究聚焦在数字鸿沟(digital divide)(当时翻译成数字区隔)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一份报告发布出来以后,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《21世纪评论》,应该是当时国内关于这个话题的第一篇文章。我最早开始研究数字鸿沟时,有两个想法,一是数字技术如何产生数字鸿沟,如何影响数字鸿沟的变化进程;二是有哪些因素使数字鸿沟更大或弥合数字鸿沟? 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。

时代在前进、发展。对于邱泽奇来说,他不可能回头再去研究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村经济具体问题。我得跟着时代走,而且费老也教育我们跟着时代走。在数字鸿沟的研究中,邱泽奇发现平台技术的应用开始变得特别重要,2012年,应阿里巴巴的邀请,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:谁在开网店?调查的结果给了邱泽奇非常大的启发:既然有人靠它灵活就业,数字鸿沟的填补,应该有一个通道。正好阿里巴巴推动淘宝村建设,这对阿里而言是一个推动市场拓展的路径和方式,但对他来讲是一个研究数字鸿沟的机会。这也间接催生了他们2016年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《从数字鸿沟到数字红利——互联网资本视角》,提出了互联网资本这一概念。

技术会加剧贫富分化,抑或反之? 邱泽奇的回答是,如果单就技术本身而言,马云已成为一个范本,即数字技术一定会加大数字鸿沟,加剧贫富分化。但是制度的约束和对制度的巧妙运用,会促使企业用市场的机制来弥合数字鸿沟,这是市场跟公共政策结合的模式。这个模式在西方是没有的,是中国在公共政策领域里的一个创新。

对话

全球数字世界的奋进之中,其实就是中美两极

中华读书报:您最近在一次关于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的讲座中谈到,近4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,1990年是银行业时代,2000年是电信业时代,2010年是能源业时代,2020年则是数字业时代。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中,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母公司、阿里巴巴、脸书和腾讯这几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占了十分之七。而根据这一份额比例,您给出的判断是中国正加速进入数字时代,处在世界第一方阵。相比一些西方国家,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数字化进程?

邱泽奇: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和美国是相向而行的。在美国,IBM最早做计算机,后来参与互联网,军事网络技术民用化以后,互联网时代就到来了。在发展路径上,美国通过工业技术创新产生溢出效应,形成了支撑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深厚基础,产生了数字技术创新红利。中国则是直接把数字技术拿来,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,产生数字技术应用红利,是直接从红利的最底端开始的。如果说人类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,中美之间是两条路径。如果说美国是技术创新源头驱动的数字化,那么,中国则是应用驱动的数字化。我们从提供互联网接入开始,于是有了门户网站,有了马云的淘宝、马化腾的QQ、张小龙的微信,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应用平台开发和利用。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也是由资本推动的过程。

如果从2003年马云开淘宝算起,到今天已经20年了,接下来,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怎么走?在美国限制前沿尖端技术出口的环境下,中国数字化发展的问题是技术从哪里来? 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创新。在网络连接时代,我们从核心技术开始技术自主,这个布局非常成功。从模拟交换网络到数字交换网络,我们与美国构成了两强竞争格局。可是,光有网络还不行,网络中的芯片从哪来? 这是造成这些年中国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一个来源。在数字技术产业链上,中国仅有华为一家是不够的。在半导体产业链中,我们失去了先机,一步晚步步晚。如何在脖子被卡住的环境下尽快挣脱出来,是中国面对的最大困境。

中华读书报:那么,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发展是怎样一个格局?

邱泽奇:中美两国不同的技术创新与应用路径也塑造了中美的数字化格局。2020年名列全球市值前十的七家互联网公司里中国有两家(阿里巴巴和腾讯),不过,这两家不是源头创新公司,而美国的五家(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和脸书)都是源头创新公司。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创新,那是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创新,进而在小范围内的原始创新,比如说在亚马逊基础上,不仅卖书,也卖日常货品;在脸书基础上,不仅提供公共社交,也提供私密社交,等等。

在人类数字世界的奋进中,其实只有两极,中国和美国。在技术创新、技术应用的发展中,欧洲是被甩在外面的。美国做技术创新,中国做技术应用,欧洲则享受着中美两国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溢出效应。但是,欧洲并不甘心,也一直想参与到数字时代的竞争与发展中,他们的一系列动作都是明证,如数字税、GDPR等,他们在数字规制上一步一步地推进,试图形成创新、应用之外的第三极,即规制。不过,在当下,在获取数字红利方面,三方貌似在形成一个新的平衡,美国通过创新垄断方式,欧洲通过雁过拔毛方式,中国则通过规模效应,分享数字红利。

当然,平衡的建立并不容易。我们朝技术原创方向发展时遭遇美国的制裁,美国朝技术应用的方向发展时面临欧洲的数字税。应该说,中美两国同时遇到了瓶颈。中美两国在技术创新与应用领域的关系将来如何发展,是走向和解重构数字世界秩序,还是真的构造两极? 尚难预料。中国面临的困境非常复杂。无论如何,原创技术为王,中美两国技术发展的路径未来怎么走,只能且行且看。

数字化发展初期,人们的幸福感会有所下降

中华读书报:从人类组织形态的变化看,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不同,工业社会也不同于数字社会。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,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本质差异正逐步显出来。在您看来,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什么?

邱泽奇:如果从社会的三方互动来看,简言之就是,社会越来越个体化,经济越来越平台化,政府越来越透明化。第一,跟工业化比,数字时代的社会越来越个体化,每个人非常独立。当然,没有数字平台,个体化很难实现,可以说,数字化推动了个体独立。第二,经济的平台化,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平台,2020年市值全球前十的公司中,除了一家能源两家银行以外都是平台,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。第三,政府处理行政事务越来越透明化。即使政府希望保持惯性化的运作模式,市场和社会也在推动政府运作的透明化。

中华读书报:您认为制度和技术是推动社会分化的力量,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。今天,数字化对经济模式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,人类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,沿着这一逻辑,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?

邱泽奇:已经出现了,刚刚谈到的三化(社会越来越个体化,经济越来越平台化,政府越来越透明化)其实就是一个新模式。现在,我们每个个体都能直接跟国务院打交道。比如,上海这波防疫,有人在国务院客户端平台上反映社区乱象,结果,很快,相关管理部门就进行了积极回应,在过去,是完全没有也不可能的模式。

中华读书报:您谈到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,想问问您,这一分化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 在数字时代,人们的幸福感会提升还是下降?

邱泽奇:从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出发,社会分化大概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的身份阶段。在这个阶段,国家在社会层面制造人们的社会身份,如士农工商,技术属于工,身份等级低于士农,且不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。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分化。在这个阶段,行业之间的分层影响人们的职业分化,形塑了社会分化。第三个阶段是数字社会的个体分化。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基于人们生存即物质的分化,那么,数字时代,人们的生存已经获得了基本保障,社会分化呈现的更多是观念分化。观念分化是指指引人们与社会相处的基本立场和观点。因为观念的不同,可以有80岁的网红,也可以有十几岁的网红;可以有富裕中的自我贫困,也可以有贫困中的积极努力。当然,观念分化不独来自观念自身,而与人的数字素养密切相关,这是另一个话题,暂且放下。

重要的是,数字化发展有一个过程。我们处在这个过程的初、中期阶段,是一个越来越焦虑的阶段。数字社会有哪些规制? 现在还没有完全创造出来,身处数字时代的人们也还在适应之中。这两个不确定性带来的是人们常常找不到自我的存在,每个人都在刷手机,都在通过别人这面镜子来观察自己,寻找自己,在这个过程中幸福感不可能上升,只能是下降的,因为,在一千个人那里,你会看到一千个自己,而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自己,怎么可能幸福感上升呢? 如果社会没有形成制度保障数字普惠和数字平等,幸福感的恶化就会持续下去,但如果有制度保障,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形成一个U曲线,最终会上升。

观念分化,构造了观念市场的规模效应

中华读书报:对同样的问题,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,可以说,观念的分化是历来就有的,何以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,这一现象如此凸显? 针对这一问题,目前有何应对机制吗?

邱泽奇:观念也是有市场的。作为卖家,当然希望买家越多越好,买家买不到的时候可以提价;买得到的时候可以卖出更多,获利更大,于是出现一个规模效应。这种规模效应在观念领域,就是当一部分人不加思考地支持某些人的时候,就相当于买东西。观念上同样也有韭菜可割,一部分人创造观念,构造了一个观念市场,这就形成了数字极化现象。前不久我邀请美国一位很知名的教授谈论这个问题,他们在美国通过脸书等平台做过好多实验,证明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别人的观念走,很少自己独立思考。

其实从众心理是人类的特点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就有,为什么今天才出现了数字极化?这是因为,数字时代,数字工具把所有人都连通起来,构造了一个观念市场的规模效应。这一规模效应和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,对产品质量,人们可以有好、中、差的评价;而对观念,人们常常是只有赞同和反对。只要有人制造出一个观念来赢得一部分人先同意,后边人也就跟上来了,我们称之为扩散机制。

比如,前些年网上流传的贾军鹏,你妈妈喊你回去吃饭,这个故事其实是网络公司在背后当推手,先制造一个起始传播效应,等到更多的人关注了,就会形成一个信息爆炸的极化效应。极化效应可以是一个被操纵的后果。工业时代的信息传递只有报纸、广播等媒介,在数字化高度互联的时代,极容易形成信息爆炸效应,这就给信息操纵提供了极大空间。总体上来讲,极化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一个特征,如政治极化、思想极化、群体极化、分配极化,思维极化……

说到应对,中美两国对舆论的制度约束不同,走的是两条不同路径。未来两国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,是中美两国之间在数字治理领域竞争与合作的关键点。

中华读书报:科技是一把双剑。数字化时代,人们乐享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活便捷,但同时技术也会抹平人们精神、个性的差异,挤压人的思维空间,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邱泽奇:确实,数字化发展有它的负面影响,所以,数字素养很重要。时代变得太快,我们还不太习惯,身边都是信息,一天到晚都埋在手机里面,主观上你是在找自己,客观上是在接受别人传播的混乱的信息。技术赋予了使用者自由和自主,但自由和自主是有条件的。工业化时代,人们被赋予的是一种看不见的自由,也就是,只要大家看不见你,你就是自由的。对照数字化时代,你每时每刻都是被看见的,个体几乎是透明的,在这种情况下,其实你也有自由,那就是你必须守规矩,只要你守规矩,透明便等于自由。问题是谁来制定规则,定什么样的规则,这是一个社会共识的形成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

中华读书报:有西方学者在描绘数字化时代的未来图景时,也指出了以牺牲反思判断力为代价的、充满刺激和欲望扩张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对文化、道德和政治能力的威胁,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
邱泽奇:对人类社会而言,反思性是本质特征。数字时代反思性的建构还需要一个过程。目前,数字时代还处在起飞的初期阶段,毕竟还有一小半的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,我们还看不到数字技术到底是泯灭了人类的反思性,还是会给人类的反思性提供了另一个跃升的机会。但总体上,我是比较乐观的,理由在于,数字技术是朝着每一个个体更大自由方向发展的,这就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度在增大。自由是反思性存在的前提,也许数字时代的反思性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础,这个基础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。现在种种痛苦和焦灼,都是通向人类反思新阶段的必经阶段。

2020年,北京大学基于自愿原则汇集了社会学系、政府管理学院、国际关系学院、法学院,工学院、数学学院等各方资源与力量,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。近两年来,中心致力的事情,是试图去判断在国际分工大格局下,不同国家如何凭借数字技术重构国际治理与市场格局。各个区块有各个区块的路径,怎么推动治理,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新议题。学者的责任是给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参考。目前,在张平文院士领导下,我们正在做的工作,是在国际层面运用生态视角判和拟合世界数字生态格局,为中国在世界数字生态中占据优势生态位提供公共政策建议。对国内,我们希望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来推动数字平等,包括促进各个省的大数据应用,促进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和推广。作为社会学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数字化的学者,邱泽奇所做的一切,在当下,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。

数字治理,如果制度跟不上技术的发展,会制造很大的社会灾难

中华读书报:从数字技术进入社会应用以来,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,如数字分化、数字整合、数字陷阱、数字鸿沟、数字平等、技术作恶、隐私保护、平台垄断、平台霸权、算法霸权等,去年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《外卖骑手,困在系统里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一些问题。类似这些挑战,目前有解决的途径吗?

邱泽奇:其实,政府、市场、社会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,只是需要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。人类学家玛丽·道格拉斯写过一本书叫《制度是如何思考的》,讲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人类的文明是依靠制度才延续到今天。不过,《外卖骑手,困在系统里》这篇文章对算法的理解有一点偏颇,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,最近,有期刊在约我再写点东西。我的观点是,我们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,它是一个共识建构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搞一刀切有点武断,也不负责任,因为它会挑动社会情绪。人们很容易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视而不见,而对损失的一面感同割肉,在经济学里即损失厌恶

中华读书报:总体而言,目前存在哪些数字鸿沟?

邱泽奇:基本上是三道鸿沟,分别有不同的实现机制。第一道鸿沟是接入鸿沟,就是你能不能接入网络,也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数字鸿沟。目前,世界上还有46%的人口(主要在非洲)没有接入互联网。中国通过三大国有运营商(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)的努力,在世界上实现最大人口规模的数字接入普惠。中国的手机信号最好,光纤入户的入户率最高,4G5G基站分布最广。在基础设施普惠的基础上,技能成为第二道鸿沟,即接入网络后,人们会不会使用? 会使用什么? 在这方面,政府和市场都发挥着重要影响。第三道是运用鸿沟,这一块分化比较大。在可用、会用的前提下,怎么用? 这是个体意志选择的。公共政策到这里也遇到了难题。这也是目前我关注的一个问题,它跟数字治理关联在一块。以游戏为例,游戏是具有成瘾性的娱乐活动,人们如何玩游戏又不成瘾? 这既是科学问题,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。大概五六年前,腾讯做了一个未成年人成长守护平台,把家长和孩子的账号绑在一块,让监护人在数字平台上担负起责任来,更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方式。弥合数字鸿沟,让青少年在成长受益是一部分,为数字失能人口赋能是另一部分。最近两年,各大数字平台都在研究怎么赋能老年人,比如微信就推出了少年关怀模式和老年关怀模式。

第三道数字鸿沟涉及到数字治理。如何治理与制度紧密相关,如果制度跟不上技术的发展,会制造很大的社会灾难。